父母都是士生士长的西北人，两人在西安上的大学，母亲毕业于西北石油学院，顺理成章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东北支援油田建设，父亲分配到沈阳研究飞机发动机，在那个年代，两地分居的日子让母亲带着姐姐的生活过得非常艰难。后来父亲——一个六十年代西北工大的高材生，放弃了自己的专业，千方百计的回到了母亲身边，在这之后才有的我，自此我成了一个流着西北血脉的东北人。
小的时候听着父母已经改良的西北乡音长大，也有了一个很有西北特色的外号“二女子”。“女”是四声，发“妮”的音，本来这并不算是什么外号，我在家行二，“女子”是西北对女娃娃的统称，可是“二女子”从姐姐和弟弟的口中喊出来，总能听出不怀好意的讥笑，小的时候总因为这个哭鼻子，也总是想不通父母为什么不用西北乡音称呼他俩。
第一次回老家是在我八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正读小学二年级。当时是小姨要回老家探亲，小姨在那个时候是我最亲的人，比母亲还亲。有我那年，母亲把小姨接到了身边，那时的小姨还未成年，姥姥姥爷在小姨14岁的时候相继去逝，她成了孤儿，成了哥哥嫂嫂的累赘，母亲看着揪心，就把小姨接来带我，所以，在我的记忆中，我的童年是在小姨屁股后面跟大的，形影不离。
小姨回老家探亲是准备结婚的，我抱着小姨的大腿死活要跟着去，对母亲软磨硬泡，磨完母亲磨父亲，最终父亲发话，回去可以，但不能随小姨一起回来，在老家呆一年。好吧！只要能跟小姨一起回去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。这一路我没票，是蹭车到的西安。
西北的奶奶家在长安县农村，离西安只有二十几公里，几间土坯房子围成的院落宽敞明亮，后院的菜地，茂盛的柿子树，带辘轳的地下水井、臭臭的猪圈儿、高高的材火垛，灶房的大锅，生火用的风箱，带门栓的木门，爷爷的烟袋，奶奶的小脚，还有浓浓的听不懂的西北乡音等等，等等……兴奋得我一下就爱上了那里。小姨回东北的时候，我不吵也不闹，也不再形影不离了……
我在西北农村整整呆了一年，那时那里还没有电灯，每天点着小煤油灯上早读课，在油灯下写作业。刚去的时候当地的孩子有些欺生，他们总在课间用我听不懂的乡音对我指指点点，天天不知道要被围观多少次，后来我用三天学会了西北话，包括骂人。刚开始去的时候我很大方，很愿意把在北京买的钻笔刀错给同学用，后来就很不情愿了，再后来，就要求他们用一张纸来换一次的使用权，等我离开奶奶家的时候，用钻笔刀换来的纸都够钉一个本子的了。刚去时一周走二三里路洗一次澡，后来两周洗一次，再后来一个月，再再后来就不洗了。那段时间最让我欣慰的是，没有人用我的姓给我起外号，因为80%的人都跟我一个姓，原来在这里老杜家是一个很大的家族。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总爱让我们写“记一件好人好事，在东北的时候，通常是写某某在哪哪捡到一块表、一个橡皮、一支铅笔、一个书包什么的，可是在西北的农村却是某某把谁家的猪从自留地里撵出去，帮某某打猪草，帮谁谁推架子车这类与农活有关的事，那时的西北农村真的很穷……那一年的记忆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深刻了，直至今日都历历在目，当然最重要的是填补了我对西北的空白，不再只是在祖籍那一栏上写上：陕西省长安县***
第二次是在我13岁上初二的时候，全家一起回了趟老家，那也是唯一一次全家性质的探亲。五年过去了，爷爷家没有什么变化，依旧天黑的时候点着煤油灯，一起玩的小伙伴却有了不小的变化，女孩子都在家务农了，条件好的男孩子还在上学，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小小的他们已经是家里的劳动力了。西北农村很少有人家支持孩子上学的，一是供不起，二是缺人干农活，爷爷是那个村里思想比较超前的老人，他生有一儿8女，只要孩子们愿意读书，他就供养，父亲是全村书念得最好的一个，当年高考的时候是长安县的状元，所以父亲每次回老家，村里人都会去看望他，似乎整个村子都以父亲为荣。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写的就是那个时代。
第三次回老家是我23岁那年，那年我嫁人了，带峰一起看看奶奶，那时爷爷已经不在了。这十年村里的变化太大了，一排排重新盖的二层瓦房，光景好的人家还有了手扶拖拉机，家家都有了电视机，村里的小土路也加宽铺砖了，8岁时的记忆完全找不到。向小姑打听了儿时的小伙伴，她们都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妈，有一个最为可怜，姑娘身出门打工，还没找到工作就被拐卖到了山西一个穷山沟里，几年后回娘家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……
这一次是第四次回西北，不是探亲，是旅行。
重回故里的旅行，有点儿熟悉，有点儿陌生，熟悉的是老陕子的乡音，陌生的是那些我还没有走过的路。
六天，有些短，但却让我很期待……
评论